七是迷信政绩考核发展第一,担心法治思维阻碍经济。

另一方面是把公共权力分解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实现公共权力之间内部的有效监督和制约。其次是庭审公开，除了那些涉及国家机密、涉及到隐私或者是未成年人的案件之外都要公开，不仅一审要公开，二审和再审也要公开。

第四，在非常需要的情况下，要进行强迁，你要善用司法程序，由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因为在拆迁和被拆迁之间有一个中立者———人民法院来审查，你这个强迁的申请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合理，必要的审查程序是不是完备，安置的措施是不是到位，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才能作出准予强迁，或者不准强迁的裁决。单靠政府来执法要解决这些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群众的法律意识，群众的法治思维，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我觉得也是巨大的，现在人民群众，普通的老百姓都习惯于用权利的眼光来审视法律，我的权利在法律当中得到体现没有，法律规定我的权利，政府是不是给了有效保障。二是社会管理方面的法律，因为以前我们社会管理当中对法治的问题强调不够，所以在十八大报告中，在原来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公众参与、社会协同之后，又加了一句话，法治保障。有相当一部分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都是因为维权的问题没有到位，无非是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另外道路建设，企业改制。

本来诉讼社会是一个后现代社会的现象，当我们处于现代化过程当中，已经有了后现代社会的景象。所以，侵害群众利益的事情，侵害公民权利的事情，也主要是来自行政机关，所以才有行政诉讼，才有建设法治政府这方面的强烈的社会要求，也才有了从中央到地方加大依法行政这样一种监督力度。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她还以叫人意外的直白姿态提出（对当局来说也许是警告），如果以宪政理念为标准，就无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来源：联合早报网） 进入专题： 宪政 。杨文的中心思想，就是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包括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与中立化，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主张社会主义宪政入宪，是迎合了西方宪政的政治强权和话语霸权。中共新领导班子登场刚过半年，舆论界围绕中国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问题的激烈论战，已进行了至少三个回合。

知识分子在私下谈话中议论，传统的左的力量抬头，更多人是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缓状态中，或者在一些言论受到限制时，得出左转的结论。对官员进行限权，还有高层自己提出的，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都是改革的应有之义，如何可能做到要宪法不要宪政，实在让人迷惑。

然而，至今几个姿态最左的媒体，都是官媒旗下子刊，而非《人民日报》本身。果不其然，自由派学者群起攻之，新一轮大辩论旋即在微博上铺天盖地展开。不同的是，相较于1990年代，民间左派的声势明显壮大，尤其经过薄熙来重庆试验的推助，对市场经济与西方制度批评强烈、甚至敌视的左派民众，如今有了自己的网站，意见领袖，还在官方媒体中有了《环球时报》等同盟。事实上，这个现状，从去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上，多少已能够预见。

这场宪政大辩论，源起于人民大学法学教授杨晓青发表在《红旗文稿》的评论《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中共维持现有制度与执政地位，有其必要性。体制内媒体中的左派大本营——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随后发表社论声援，论点是中国要宪法不要宪政，因为宪政就是兜圈子否定中国既定的发展道路，是用新说法提出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要求。本月以来，外传中央新规七不讲引发的呛声未平息，两份官媒子刊上周又接力发文，高调宣示中国不要宪政。

因而有关全面左转的批评，更多反映的是一种期望的落差——相对于中国国际化的速度，经济体格的增长而言，中国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改革，确实比较慢，比较局部。中共内部波云诡谲，上周的反宪政信号，究竟是最高领导人的旨意，还是其他人士或部门的作为，外界不得而知。

尽管报告同时强调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三个自信预示了，高层认为现行的道路、理论与制度已接近理想，不再只是过渡状态，未来的政改空间也不会太大。问题是如何才能真正有效的达到这个目的？贪污腐败与社会不公，说明人民民主在实践层面缺乏说服力。

如文章题目所暗示的，杨晓青将宪政与人民民主列为对立概念，前者代表西方，后者是中国现行的制度。当局需要客观冷静面对，并以大胆的制度创新、超越私利的改革将之完善。随着杨文和环球时报社评的刊出，自由派学者的担忧升级为担心文革重演，有评论人甚至说，属资属社说法让人感觉文革仍在继续。中国是否全面左转？回想起来，这个问题早在五六年前即已循环反复地在舆论场上出现中共新领导班子登场刚过半年，舆论界围绕中国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问题的激烈论战，已进行了至少三个回合。果不其然，自由派学者群起攻之，新一轮大辩论旋即在微博上铺天盖地展开。

问题是如何才能真正有效的达到这个目的？贪污腐败与社会不公，说明人民民主在实践层面缺乏说服力。这场宪政大辩论，源起于人民大学法学教授杨晓青发表在《红旗文稿》的评论《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

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杨文的中心思想，就是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包括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与中立化，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主张社会主义宪政入宪，是迎合了西方宪政的政治强权和话语霸权。

如文章题目所暗示的，杨晓青将宪政与人民民主列为对立概念，前者代表西方，后者是中国现行的制度。因而有关全面左转的批评，更多反映的是一种期望的落差——相对于中国国际化的速度，经济体格的增长而言，中国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改革，确实比较慢，比较局部。

上述背景——国际思潮影响下，日益亲近西方政治文明的社会大众，以及当局将社会氛围往回拉的需要，或许解释了近期知识界争论不断的原因。对官员进行限权，还有高层自己提出的，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都是改革的应有之义，如何可能做到要宪法不要宪政，实在让人迷惑。随着杨文和环球时报社评的刊出，自由派学者的担忧升级为担心文革重演，有评论人甚至说，属资属社说法让人感觉文革仍在继续。她还以叫人意外的直白姿态提出（对当局来说也许是警告），如果以宪政理念为标准，就无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体制内媒体中的左派大本营——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随后发表社论声援，论点是中国要宪法不要宪政，因为宪政就是兜圈子否定中国既定的发展道路，是用新说法提出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要求。而从去年底至今，从《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被删改，到七不讲及当前的宪政讨论，都是体制内外在政改攻防战中的一次又一次交手。

然而，就发展结果看，这些年来中国在政治与经济上，既没有全面左转，也没有全面向右，而是继续在左右对峙中，固定在原轨道上。本月以来，外传中央新规七不讲引发的呛声未平息，两份官媒子刊上周又接力发文，高调宣示中国不要宪政。

尽管报告同时强调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三个自信预示了，高层认为现行的道路、理论与制度已接近理想，不再只是过渡状态，未来的政改空间也不会太大。（来源：联合早报网） 进入专题： 宪政 。

中国是否全面左转？回想起来，这个问题早在五六年前即已循环反复地在舆论场上出现。知识分子在私下谈话中议论，传统的左的力量抬头，更多人是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缓状态中，或者在一些言论受到限制时，得出左转的结论。有人形容杨晓青教授写了一篇向国内宪政派学者宣战的檄文，也有人因其逻辑奇特，干脆称之为奇文。当局需要客观冷静面对，并以大胆的制度创新、超越私利的改革将之完善。

中共内部波云诡谲，上周的反宪政信号，究竟是最高领导人的旨意，还是其他人士或部门的作为，外界不得而知。事实上，这个现状，从去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上，多少已能够预见。

然而，至今几个姿态最左的媒体，都是官媒旗下子刊，而非《人民日报》本身。中共维持现有制度与执政地位，有其必要性。

可以肯定的是，继续搬出属什么来作为拒绝改变的理由，试图不左不右，导致忽左忽右，将难以取信于民，也让国际社会对这个大国的走向，更感到不确定而忧虑。不同的是，相较于1990年代，民间左派的声势明显壮大，尤其经过薄熙来重庆试验的推助，对市场经济与西方制度批评强烈、甚至敌视的左派民众，如今有了自己的网站，意见领袖，还在官方媒体中有了《环球时报》等同盟